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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員貪腐導致的明末錢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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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發布時間:2020-09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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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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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王朝立國之初,對貪官污吏的懲治非常嚴厲,朱元璋規定:“凡守令貪酷者,許民赴京陳訴。贓至六十兩以上者,梟首示眾,仍剝皮實草。府州縣衛之左,特立一廟,以祀土地,為剝皮之場,名曰‘皮場廟’。官府公座旁,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,使之觸目驚心”(趙翼《廿二史札記》)。貪污60兩銀子以上,就是死罪,不但要梟首示眾,還要剝皮實草。每個地方衙門的旁邊,都設一個剝皮行刑的皮場廟。

朱元璋在世時,這一嚴厲的反貪立法確實對官員造成巨大的威懾,一些官吏縱敢貪污,也是心懷恐懼,“暮夜而行,潛滅其跡,猶恐人知”。但隨著法制的松弛,官場腐敗很快就死灰復燃,至中晚明時,官吏貪污已經明目張膽,“納賄受賂,公行無忌”,以至“無官不賂遺”、“無守不盜竊”。

中晚明最出名的大貪官,大約要算嘉靖朝的嚴嵩、嚴世蕃父子。根據嚴氏被抄家時登記的一份財產清單《天水冰山錄》,從嚴家抄出的金錠、金條、金餅、金葉、金器、金首飾共計3萬多兩;白銀201萬兩;銀器和銀首飾136萬兩;玉器875件;古畫3200余軸冊;錦緞絹綾41萬余匹;其他諸如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瑪瑙等珍玩無數。如此巨量的財富,即使幾輩子花天酒地,顯然也是揮霍不完的,真不知道他們貪這么多錢財來干什么。

明朝那時候,貪官們還想不到將龐大贓款轉移到海外、存入瑞士銀行。國內雖然也有錢莊、銀號,但將數以百萬兩計的銀子存到銀號,委實也太招惹人注意了。所以,貪官們除了將財富用于無度的揮霍(嚴氏父子得勢之時,生活之奢華,令人瞠目結舌:“溺器皆以金銀鑄婦人,而空其中,粉面彩衣,以陰受溺”)之外,通常都是在家中囤藏起來,以圖世代享用不盡。清代乾隆年間有一名大貪官,就是這么總結貪污經驗的:“復壁藏金,為永久計”。

不過像嚴嵩、嚴世蕃這樣的巨貪,以“復壁”的小小空間,肯定是不夠囤積財產的。嚴世蕃是聰明人,另有高招:“掘地深一丈,方五尺,四圍及底,砌以紋石,運銀實其中,三晝夜始滿,外存者猶無算”(事見晚明筆記《涇林續記》)。我粗略計算了一下,這個囤藏銀子的地下室,大約有10立方米,至少可以儲藏上百萬兩的銀錠。嚴家晝夜運銀子,用了整整三天三夜,才將這個地窖堆滿。

這僅僅是嚴氏在京師家中的窖藏,其老家分宜縣還有更大的藏銀地窖,“世蕃于分宜藏銀亦如京邸式,而深廣倍之,積土高丈許,遍布椿木,市太湖石壘壘成山,空處盡栽花木,毫無罅隙可剩,不啻百萬而已。”為了掩飾地下的寶藏,嚴世蕃還在地窖上面堆積了一丈多高的泥土,種上椿木,又購來太湖石壘成假山,裝扮成園林的樣子。

據說嚴世蕃窖藏銀子時,他父親嚴嵩尚不知情。一日,嚴世蕃突然想起自己之所以能撈到這么多的銀子,完全是拜官至內閣首輔的父親所賜,這才叫了一個家奴去將嚴嵩邀請來,共同欣賞地窖里銀子發出的“燦然奪目”光芒。嚴嵩看著滿滿一窖子的白銀,問道:這地窖深幾尺啊?左右回道:深一丈。嚴嵩聞言,“掩耳返走,口中囁嚅言曰:多積者必厚亡,奇禍,奇禍。”嚴嵩宦海沉浮多年,吃過的鹽多于嚴世蕃吃過的米,深知官場禍福難料,家中藏了這么多的銀子,一旦敗露,勢必大禍臨頭。

后來嚴氏在權力斗爭中落敗,遭受無情清算,其“巨額財產不明來源”果然成了大罪證之一,一名御史彈劾嚴嵩:“陛下帑藏,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,而嵩所積,可支數年。”最后嚴嵩被削官還鄉,嚴世蕃被斬首,嚴氏家產被籍沒。抄家時,官府將嚴家囤藏的銀子及其他財物搬出來,通過潞河運走,“載以十巨艘,猶弗勝”。如果叫來十六匹驢子搬運,絕對會活活累死四匹以上。

明王朝的中后期,貪官層出無窮,像嚴世蕃這樣大量囤積銀子的巨貪也不在少數,據趙翼的《廿二史札記》,正德朝時,太監劉瑾被籍沒家產,抄出“大玉帶八十束,黃金二百五十萬兩,銀五千萬余兩,他珍寶無算”;另一名太監錢寧被籍沒時,抄出“黃金十余萬兩,白金三千箱,玉帶二千五百束”;權臣江彬籍沒時,抄出“黃金七十柜,白金二千三百柜”。

趙翼說劉瑾窖藏了5000余萬兩白銀,顯然有夸大之嫌,可信的數目應該是《明通鑒》所說的“金銀累數百萬”,這也是明代一名貪官的貪污極限了。但即使是數百萬兩的貪污數目,對明王朝來說,也是一個天文數字了,要知道明王朝一年的財政收入,也才幾百萬兩銀子。而明室覆滅之際,占領北京的大順軍從明朝官員府中搜出來的白銀總數,竟然高達六七千萬兩。再加上其他各地的窖藏,明末的民間窖藏白銀估計有25億兩之多。

這一大筆以億兩計算的白銀,平日就靜靜地躲在貪官與富豪的地窖里沉睡。而當時整個明王朝所有的白銀存量——包括從唐宋元時期積累下來的白銀、明代生產的白銀以及從海外流入的白銀,加起來也就75億兩左右。換言之,在明末的時候,差不多有33%的白銀被人們窖藏起來,退出了流通領域。人們這樣做的結果,便是導致明末經濟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,用當時人的說法,叫做“銀力已竭”。

我們知道,晚明社會的商業繁榮,主要得益于從美洲與日本流入的巨量白銀。朱元璋建立的經濟體制,以“反市場”、“逆貨幣化”為基調,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,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,明初的民間交易,居然要采用以物易物的極落后方式,國家的賦稅也以實物稅與勞役為主。若沒有海外白銀的輸入,商品經濟根本就沒辦法展開。

經濟史學者描述說,“明代市場的復蘇始于弘治、正德朝,不過長期受制約于通貨供應短缺而局限于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。從萬歷朝開始,明代經濟和社會遽然呈現井噴似的繁榮景象,且影響所致,遍及全國。通貨的突然充沛,當然是由于16世紀以來海道大通以后的白銀輸入。”誰知道,到17世紀中葉時,由于“富商大賈、達官猾吏,自北而南,又能以其資力盡斂天下之金銀而去”,導致大量銀子(這個數目相當于海外白銀的流入量)沉淀于地窖,進而導致明末經濟又爆發出通貨供應短缺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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